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青年使命担当9篇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青年使命担当9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青年使命担当　22022迎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建团百年心得体会感悟55篇　迎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建团百年心得感悟　篇篇11　中国共青团是共产党的后备军，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青年使命担当9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青年使命担当

　 迎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建团百年心得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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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青团是共产党的后备军，二者是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开展增强共青团员意识主题教育活动，是从源头上切实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巩固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的重要举措，是坚持党建带团建、团建促党建，增强共青团的吸引力、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的实际行动。我在此次对全团有重大意义的教育活动中也受益匪浅。

　首先，此次活动给我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自己的机会。加入团组织以来，我都严格要求自己，在学习，生活与思想上抱着积极的态度，并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到了大三之后，课业比较轻松，生活不是那么紧张了，我逐渐产生了消极懈怠的情绪。同时我在以后的道路该怎样走的问题上层一度陷入迷惘，似乎不管怎样都很不确定都苦难重重，内心的无助让我莫名的烦躁，一味的逃避现实，也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

　而在团支部的讨论学习会上，同学们踊跃的发表自己对团，对党，对生活的看法，我也不由得在迷惘的前行中驻足，回顾起自己的生活，感觉甚是惭愧，身边的人都如此积极的面对生活，对社会有如此深刻的见解，而我却是个弱者。我应该现在就理清头绪，定好目标并为之不懈努力，不管我将遇到的是多么大的困难险阻，只要我振作精神，以团员的标准，以入党积极分子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相信我一定会

　成功。很感谢此次活动给我敲响了警钟，让我适时的认清自我，重新定位。同时更加认真的接受此次教育活动，以更好的姿态向党组织靠拢。

　其次，此次活动给我带来了认识上的进步以及思想上的提高。平时对党团的学习仅限于在学习之余从报纸新闻上得来的零星片断，很不完整。此次经过这样一个比较系统的学习，我对党团的政策导向以及实事动态都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也形成了以下一些新的认识：

　歌德曾说过“人不是靠他生来就有的一切，而是靠他在学习中所得到的一切来造就自己”，任何人或组织都要在学习中不断完善。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在成立之初就具有先进性的政党，一直以来领导着中国的革命走向成功。在成为执政党之后，如果还仅仅靠着在革命中得到的那些经验，显然是不够的，世界形势瞬息万变，中国共产党只有不断学习，保持先进性，才能一如既往地领导中国不断前进。而这个先进性并不是一个静止的标准线，它所表示的是真正把握时代的脉搏，始终站在时代的最前列，先进性教育就是要培养大家与时俱进的意识，意识的形成不是一个短期过程，所以作好对作为共产党后备军的共青团员的意识教育工作显得尤其重要。我们要摒弃只有党员才要保持先进性的错误认识，团员更应该不断学习，打好基础，准备着为共产党注入先进的血液！

　迎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建团百年心得感悟

　篇 篇 2 2

　中国共青团是一个拥有光辉历史的出色组织，它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充分发挥着生力军作

　用。而我们则需要用实际行动展现当代青年的时代性与先进性，绝不能让胸前的团徽褪色。

　想起我入团的那一天，带着红领巾，风轻吹，鲜艳的团旗像一团红色的火焰在空中燃烧。我们举起右拳，庄严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青团，严格遵守团的纪律……作中国共产党的后备军。”随着震耳欲聋的喊声，宣誓完毕了，然而，我的心却久久不能平静，我终于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团员，成为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接班人，这是一种荣誉，是一种责任，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考验和磨砺。

　记得当初满怀激动之心填写了申请书，一遍一遍确认各项问题都没有纰漏。那种明明知道没有问题却还是一遍遍确认的心情，现在想来也还是觉得有一份美好在里面。初中时那个懵懂却又无知无畏的一身闯劲的有点愣愣的我，现在回忆起来还是会心存微笑，还是会给那时的自己点个赞。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变得越来越成熟。当初入团的思想却一直深深的印刻在我的脑海中！在 2009 年 10 月的一天，我终于有机会可以实现我的梦想了。作为一位积极入团分子，我为自己感到自豪。

　为了使自己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大学生，为了从各个方面锻炼和提高自己，为了在将来激烈的社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我是班级里的劳动委员，对于自身的工作我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深知这份工作的来之不易，在工作岗位上发挥模范作用且具有积极乐观的心态和敢于向困难挑战的精神，而且骄不躁，败不馁，能团结同学，关心他人，具有团队精神和集体荣誉感。当然了，学校一直鼓励贫困学

　生奋发自强，并且给予了很多的帮助，我也在今年获得了"勤工助学"三等奖学金，这些都激励着我继续努力，用自己的勤勉回报学校，回报党和团组织、回报全社会！

　思想政治学习方面，始终保持与党中央高度一致，认真学习积极参加学院及班上组织的思想政治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坚决拥护独立自主原则及"一国两制"的方针。政治上要求进步，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不满足于党校内入党积极分子培训所获得的党的基本知识，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增强自身的党性原则，按照新党章规定的党员标准来要求自己，虚心向身边的党员学习，并结合国内国际政治生活的大事，定期作好思想总结。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断地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跟上新时代的步伐，不断地去扩充自身的知识储备，以提高自身的修养做一个全面发展的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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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者，国之魂。青年最富有梦想与朝气，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书记曾说过“少年强、青年强则中国强”。作为青年一代，我们要有理想、有担当，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坚持与祖国同行、为人民奉献，以青春理想、用实际行动为实现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有的人说，梦想是什么，那只是天边的浮云。然而，我要说，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因为有梦，我们成功研制了核弹、氢弹、核导弹、核潜艇；我们多次成功发射载人宇宙飞船上天……生活

　并不是没有机遇，只是在于你有没有抓住，并且为之努力。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我们要做一个敢于追梦、敢于挑战的人，好好地把握住青春，学那穿云破雾的海燕去搏击八方的风雨，学那高大挺拔的青松去经霜傲雪，有勇气就会有奇迹。

　正所谓“凿井者，起于三寸之坎，以就万仞之深”，作为公路局的新生力量，要做好一名合格的共青团员，我们应积极摆正位置，找好立足点，自信但不自负，以谦虚的态度向老同志们学习，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职业方向，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积极面对各种挫折、考验，锤炼自己的业务技能，练就过硬的本领，使自己能更好更快地完成各项工作。同时，要耐得住寂寞，“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就容易却艰辛”。我们要在日常单调重复的生活工作中发挥年轻人应有的活力与创造力，敢于做先锋，打破陈规、走出窠臼，引领时代新风，积聚青春动能，当好桥梁，服务大局，以我们所掌握的各种科技理论知识，丰富工作手段，提高工作效率，带动老同志一起与时俱进，执着追梦，永不低头，做到“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穷山距海，不能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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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在蓝天下，迎着初升的太阳，我们举行庄严的升旗仪式，我们仰望着国旗冉冉升起，耳畔回荡着气壮山河的国歌，我们为这一庄严的时刻而自豪。同学们，当每一次面对庄严的五星红旗的时候，你的心底是否涌起热爱祖国、报效祖国的豪情壮志?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是一个卓越和伟大的民族。我们有过繁荣昌盛的唐汉时期，我们更拥有美丽灿烂的唐诗宋词；但是我们也有过屈辱的历史，也有过任人宰割、被列强瓜分的时代。历史不容忘却，我们应该铭记在心。

　有人说，19 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 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而21 世纪，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世纪。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建设，我们的祖国已取得了“乘长风，破万里浪”的迅猛发展：祖国面貌日新月异，综合国力逐步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我们的祖国正一步一步走向强大，走向繁荣昌盛，我们为我们的祖国而感到骄傲。

　热爱祖国，体现在热爱学校、热爱班级上。热爱学校，就要维护学校荣誉，遵守学校纪律，保护学校环境，爱护花草树木，爱护公物，节约一滴水、一度电、一粒粮食。同学们，花儿用美丽装扮世界，我们用行动美化校园！让文明的气息洋溢在学校的每一个角落。

　最后，让我们共同祝愿我们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昌盛！让五星红旗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永远迎风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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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名共青团员，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军，更要紧随党员，加强学习，以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和理论水平。通过各方面的学习不断完善自己。努力学习，紧密围绕党的执政实践，深刻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真领会树立和落

　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重大决策中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观点和新方法。

　我认真学习，我积极参加团的活动，正确行使团章规定的权利，模范履行团员义务。我的原则：尽我所能努力做好每一件事，努力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想如果我能勇于尝试新的东西，不断挑战极限，即使到了人生的终点，我也能坦然的告诉别人：我能，我行，我是一个真正的成功者。因此，进入大学，我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目前已被确定为积极分子。我会不断地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深知学习的重要性。在二十一世纪这个知识的时代，知识就是力量，我始终坚持一句格言“努力去做，用心去做，一步一步地朝前走，再多的坎坷也挡不住我前进的脚步”。大学时代是学习现代科学知识打基础的黄金时代，我应该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

　刚入学的时候，我很荣幸的被选为现班级的纪律委员，我会努力工作，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为班级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很好的为同学们服务。我带领大家集体去春游，增进了集体的凝聚力家，自己也感到十分的骄傲。虽然自己肩很多职务，但我从没有轻言放弃过，因为这都是我喜欢而热爱的，我坚信我可以把它做好的，因为我还想在毕业前，多为班里学校里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我与室友，同班同学关系良好，大家互帮互助，团结一致。搞好同学、朋友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这直接关系到我大学四年生活能否过的充实，如果我决得孤单地过完了这四年大学生活，那我就是一个

　失败的大学生。我需要做很多事来充实我的生命，而这幕后就需要朋友的帮助来完成整个过程。

　回顾过去，曾激情满怀，展望未来，任重道远。在新的学年里，我将一如既往、与时俱进的做好一个团员，协助我校团支部开创工作新局面。

　用知识来武装自己的头脑。首先，合理安排时间，调整好作息时间，分配好学习、工作、娱乐的时间。其次，认真对待考试，考前认真复习。另外，积极阅读有关书籍和资料，扩大自己的知识面，不仅陶冶了自己的情操，也开阔了自己的视野；经常提出问题，与同学讨论，向老师请教；与此同时，我还乐于帮助其他同学，取长补短，达到共同进步的。上课时认真听讲、做好笔记，积极思考并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从而带动同学们上课时与老师之间的互动，不仅自己收获颇丰，整个班级的学习气氛也大大提高。虽然我现在并没有全部做到，但我会努力努力再努力，完成自己的学习安排。

　今后，我会坚持勤奋努力、踏实工作的`优良作风，在工作上学骨干，在政治上求先进，在活动中求积极，认真而努力地做好组织交给的每一件事，带着激情和责任感对待自己的本职工作，不辜负团组织和广大师生对我的期望。仅供参考

篇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青年使命担当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2020 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是百年来最严重的全球性非传统安全冲击，疫情的全球蔓延推动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催生世界主要力量的重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应对疫情不利，其形象、口碑、影响力急剧下降。面对疫情大考，一方面，多国在合作抗疫中加强了多边主义，对美国政府鼓吹的“美国优先”政策和单边主义形成了较大冲击;另一方面，中国在此次抗疫中展现出强大的应变能力，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让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等理念在新国际格局下体现出新的影响和价值。此外，以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虚拟现实、5G、大数据、云计算、量子科技等为核心的信息技术迅猛发展，重构世界大变局中的全球创新版图。信息技术的革命性进步改变了以政治组织、对抗对话机制等要素为主的国际传播格局。谁能把握住新科技革命的趋势、特征和战略先机，谁就可能在未来发展中获得领先优势。国际力量此消彼长，国际格局“东升西降”的趋势更加显著，推动大变局不断纵深发展。在世界大变局中，中国持续高速发展，成为世界格局演变背后的重要力量。美国因此加大对中国发展的遏制力度。

　现实问题、利益诉求随后进入国际舆论场，使其成为世界大变局中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战线。中国出色的抗疫表现彰显出体制机制的优势，也因此面临更为严峻的国际舆论斗争新形势。美西方国家借疫情做文章，对华发起舆论战，就病毒源头、应对方式、传播责任、国际合作等歪曲事实、散播谣言，力图污名化中国。世界大變局下，国际涉华舆论斗争展现出一系列新形势新特点。

　一、全新传播生态引发新一轮话语权争夺 信息革命开启全新的数字时代，催生形态各异的媒介形式。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媒介丛林”深度嵌入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个体的信息生活。数字化技术驱动创新格局发生变化，引发经济社会更深层次的变革，重塑全球竞争发展新格局。互联网的创新打破物理空间的界限，加速信息资源的流动。元宇宙的科技浪潮已经来临，媒体竞争迎来新赛道，虚拟世界的平台搭建和空间争夺将成为全球关注的重点。新闻生产、分发与消费的底层架构实现革新，当下的新闻业由“元技术”革命重新塑造，国际传播通过抖音、今日头条、脸书、推特等媒介走向开放。不同于传统传播强调的权威信息和规范流程，依托“元技术”的信息传播将社会公众包容进传播实践，使得社会个体也能生产、传播信息，实现多节点的互动式传播。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球社交媒体的用户增长到 42 亿人，社交媒体的用户数量相当于世界总人口的 53%以上，社交搜索开始成为查找信息、浏览新闻的新方式。5G 网络对世界移动格局的影响不断增强，推动社交网络应用与传统媒体传播生态的分化和融合。网络空间开启了社交关系主导信息流与影响流的移动互联新纪元，网络空间趋于底层化，这进一步扩大了个体网民传播信息的能力和权力，社交网络在全球传播格局、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领域产生广泛的影响力。数字原住民的 Z 世代成为国际传播竞争格局中的主体。年轻网民和底层网民作为网络空间的关键意见群体塑造着国际舆论场，凭借巨大的声量和广泛的影响力将底层价值取向变为网络空间的关键立场基准，“底层”话语成为网络舆论场内最为重要的话语资源。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国国际传播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当前，中国在科技革命中的角色已由跟跑者、参与者向并跑者、变革者转变。美西方国家对中国记者限制重重，在社交媒体发布不实言论，使我国传统的国际传播遭遇重重阻力。与此同时，脸书、推特、YouTube 等海外社交媒体倚仗国际舆论传播的平台优势，试图建构有利于西方国家的国际传播秩序。以美英为主的西方国家在信息流层面的主导地位得到强化，其在疫情相关热点事件的议程设置方面遥遥领先，是国际社交媒体上的“超级大国”。中国媒体的海外传播策略渐趋成熟，CGTN、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大力开拓海外社交媒体平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思想，在全球议题上发声。而类似 TikTok 的中国社交媒体也逐步实现了“走出去”，赢得海外大量用户的青睐。媒介环境的变动推动着全球传播领导权和话语权的争夺。

　二、中国话语权弱势地位有所改善

　近年来，伴随中国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实力的提升，中国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国国际话语权弱势地位不断得到改善。首先，在全球面临复杂性、不确定性的时代，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增强了中国制度和中国精神的吸引力、感召力，成为驳斥西方妖魔化中国的最好行动注解，成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最好理论阐释。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背景下，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成为对西方民主、西方对华人权攻势的最好反驳，也是对中国民主和人权理念的最生动表达。

　其次，中国在国际规则、国际理念方面发挥出日益强大的议程设置力和影响力。国际规则话语权是重要的制度性话语权。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努力为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贡献中国智慧。顺应多边主义和世界多极化格局的发展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了各国人民的一致诉求，契合国际社会的现实需求，获得广大国家和地区的认可和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写入联合国决议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巨大贡献，并在全球治理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引领作用。

　同时，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增进亚洲国家的互联互通。亚太自贸区与“一带一路”在东向和西向同时发力，正在构筑大国崛起的“一体两翼”格局，为建立国际新秩序增添了鲜活的“中国元素”。中国正以与世界共赢的大国胸襟和追求，更多地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提出中国方案，展现中国智慧。中国通过系列国际会议不断提升自身话语权。北京成为全球唯一的双奥之城。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向世界展示了拼搏奋斗、团结友爱和开拓创新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形象。

　除此之外，自 2008 年开始，中国开始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外宣旗舰媒体，加强国际社交媒体能力建设，在推特、脸书、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建立政府、媒体、智库等各类账号传播矩阵，在重大国际事件中加强舆论引导，通过多元表达、同频共振，展示真实、多元、丰富的中国形象。

　三、大国博弈诱发话语权激烈竞争态势 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快速上升以及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中国在全球治理与国际秩序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美国于 2017 年和 2018 年先后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概要》，这是美对华政策的转折点。报告将中国定义为所谓“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美国政府将竞争概念置于其对华政策的最前沿和国家安全战略的优先位置。美方不遗余力地对中国开展零和博弈式的“激烈竞争”，渲染中美关系所谓竞争、合作、对抗的“三分法”。李一平和付宇珩认为，中国作为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的大国，在国际合作的生成与维持中，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全球领导权的竞争问题。“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等，被部分境外媒体解读为所谓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这种偏见加剧了国际关系的紧张程度，也间接反映在国际舆论斗争的新形势上。

　当前，国际舆論场的博弈日益激烈，涉华议题极化现象突出。新时代中国的舆论斗争正从国家治理领域转向全球领导力构建领域。在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 2019 年的民意调查报告中，全球民众对中国全球领导力的支持率高于美国 3%，这也是中国全球领导力继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再度超越美国。从国际舆论场的幕后走向台前，中国体现出不断上升的国际影响力。争夺格局在全球国际传播的话语体系、意识形态体系中逐渐凸显。因此，中国更应该抓住后疫情时代国际治理格局转变的关键期，在国际舆论场重构话语表达体系，构建与中国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全球数字领导力，赢得国际舆论更为广泛的认同和理解;通过新型国际关系建构，提升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和领导力。

　四、反华舆论攻击跟随热点事件展开 以美英为主的西方阵营不愿看到中国日益强大，处心积虑地设置障碍、施加压力、制造麻烦。美国煽动西方多国不断调整意识形态渗透战略战术，在舆论斗争层面加大对中国意识形态的渗透力度。2021 年 12 月 9 日至 10 日，美国召开所谓“民主峰会”，假“民主”之名攻击中国的意识形态。从特朗普到拜登，都将中国视为所谓竞争者、敌人，联合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印度等国家组成反华同盟，对华展开“价值观竞争”，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崇美国自由主义。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境外特别是美国一些媒体对中国展开新的舆论攻击，给中国防疫甚至全球合作抗疫造成严重干扰。美西方国家捏造病毒来源，挑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伙伴关系。此外，他们对中国使用断章取义、

　污名化、贴标签等方法，发起贸易战、科技战、军事战;假借所谓“民主”“人权”和香港、台湾、新疆以及南海等议题，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妄图使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出现偏差。其鼓吹意识形态偏见、煽动政治斗争的行为，是为了转移疫情期间的国内矛盾。西方国家部分势力利用国际舆论场中的话语权不平衡，借助计算传播的手段，在传统媒体、社交平台散布假新闻和激进、情绪化、引发对立的言论，对中国施以舆论攻击，对中国媒体施以“平台打压”。

　西方的反华舆论攻击在后疫情时代达到高峰。美方错误挑起的所谓“价值观竞争”在拜登政府全面推行自由主义价值后进一步展开，对中国发起新一轮的价值攻势。美国对我国台湾事务频频插手、说三道四，对新疆事务以及香港事务煽风点火、妄加评论，以“莫须有”的罪名打压我国高科技企业，造谣攻击丑化我们党和国家，极大地损害了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欧盟等炮制了所谓“新疆人权问题”的谎言，联合制裁中国，抵制新疆棉花，激起中国民众的强烈愤慨。所谓新疆棉花事件是美西方国家操纵舆论对付中国的新伎俩。

　五、反华舆论攻击以掩盖其国内矛盾为目的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疫情政治化，对中国污名化，企图通过自制舆论苗头吸引视线，将国内矛盾转嫁为国际矛盾。否定中国制度，攻击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中国政府执政合法性是西方后疫情时代对华舆论斗争的焦点。西方国家不愿承认中国制度的优越性，用西方标准评判中国、用西方意识形态对付中国，妄图用西方政体取代中国政体、用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和政权合法性。尽管中国在经济改革、疫情治理、脱贫攻坚、“一带一路”、全球治理等诸多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但西方国家视而不见、掩耳盗铃。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先是无端指责中国政府所谓信息不透明导致疫情蔓延，后又诽谤中国援助欧洲有关国家抗疫旨在分裂欧洲和抢夺全球防疫领导权。在西方媒体口中，同样的封城措施，中国执行就是迫害人权，西方国家执行就是防控需要;同样的捐赠疫苗，中国就是搞疫苗外交，西方就是为了帮助和救治他国病人。中国政府由上而下主导、依托举国体制、全社会网格化参与、以高科技手段为辅的大规模社会隔离模式超出了现代西方社會部分人群的理解与认知范畴，在他们眼中，只有西方国家的运作模式才值得借鉴。

　事实是，美西方国家在疫情应对中暴露出诸多问题，如民粹主义、社会问题、种族问题等。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之时，特朗普及蓬佩奥等政客反复使用“武汉病毒”“中国病毒”等歧视意味浓厚的词语，媒体跟风报道，煽动其国内反华舆论。美国此举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并通过强制主义胁迫盟国共同切断与世界其余各国的联系。

　六、反华舆论攻击内容涵盖主权、人权、安全领域 当前，国际舆论生态异常复杂，全球政治版图正在重塑。在经济、军事、政治、意识形态方面，中国正成为多极世界格局中越来越重要的一极。美国错误认为，中国的发展挑战了其在亚洲的主导权、控制权及世界霸主的地位，于是借助较大话语权发起舆论攻势。2021 年以来，美西方国家通过炮制“中国威胁论”“秩序威胁论”“中国歧视论”，攻击我国主权、人权、安全等领域，旨在扰乱我国的意识形态、丑化政府形象、否定法律制度体系。2020 年，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首份《国土安全威胁评估报告》。报告妄称，美国面临着中国在网络安全、外国影响力、供应链等方面构成的潜在威胁。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沃尔夫 10 月 6 日在推特妄称，“来自中国的威胁将是美国人、美国本土以及我们生活方式面临的最长期的战略威胁”。5 月 20 日，白宫发布《美国对中国战略方针》，妄称中国“正在试图重塑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秩序”，这既“损害了美国的利益，也侵害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尊严”，必须对中国进行“根本性的重新评估和应对”。此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散播所谓“贷款陷阱论”“中国歧视论”，企图离间中非关系。

　西方围绕环境、经济、政治等多个方面持续发起对华舆论攻击。环境方面，美国及西方舆论在日本倾倒核废水事件中缄默不言，转而指责中国的关注带有政治色彩。经济方面，出于利益...

篇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青年使命担当

　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特点 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和存在方式，“坐地日行八万里”，“人间正道是沧桑”，世界万物无时不变，人类社会也日新月异。当前，世界就面临着百年未有的大进展、大变革、大调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具有三个重要特点：一是实践性。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是从天而降、自然发生的，而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作用的结果。二是复合性。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生和进展，不是单一力量要素造成的结果，而是诸多力量要素在互相依存、互相作用的状态下所导致的结果，如此多样的力量要素构成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生和演化的“历史合力”。在某种意义上说，促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要力量要素是国家或国家主体。除了国家这一根本的力量要素之外，在大变局中还存在着其他的力量要素，如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军事、科技、生态、安全等，这诸多要素交

　2 织在一起，互相依存、作用和转化，共同促成了大变局的发生和进展。当然，影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经济、政治、科技、军事等都是依附性要素，它们的作用是通过国家发挥出来的。换言之，国家之所以能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挥主导性作用，正是通过其在经济、政治、科技、军事等领域的理念、政策、做法而加以表达或显现的。假如一个国家奉行的是“美美与共”的非零和博弈的理念和做法，就会对大变局产生主动的推动作用；反之，假如一个国家奉行的是“单边主义”的零和博弈的理念和做法，就会对大变局产生消极的破坏作用。三是冲突性。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期，促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诸多力量要素特别是国家之间，虽然存在着亲密关系，但这种关系主要是一种冲突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一种在冲突支配下的变。指出：“世界是由冲突组成的。没有冲突就没有世界。”强调：“社会是在冲突运动中前进的，有冲突就会有斗争。”因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是诸多力量要素特别是国家间冲突斗争的结果。

　二、 以冲突观看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从冲突观来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具有内在的规定性，是诸多详细属性的统一。

　一是在变的方向上，大变局是向上和向下的统一。大变局中存在着主动的因素和消极的因素，存在着进步和反进步、文明和反文明的趋向或情况。主动的因素促进着向上、向前的改变，如中国等新兴国家经济体的进展就是一种主动因素，在全球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

　3 的角色，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体一直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进展的奉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一些新型科技因素的释放和参与，也会加快世界局势和人类社会的主动改变。但在大变局中，还存在着诸多不确定的或消极的因素。指出，“人类正处在一个特别的历史时期。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盛行，推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遭受冲击，管理赤字、信任赤字、进展赤字、和平赤字仍在扩大。单边主义、爱护主义、霸凌行径上升，经济全球化遭受逆流”。这些问题就使得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变”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

　二是基于主体要素的角度看，大变局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在大变局中，每个主体的主观意志都对大变局的发生进展发挥着肯定作用。当然，在大变局中，不同国家所发挥的主观意志的作用是不相同的，具有强盛实力的国家对大变局发挥着较大的作用，甚至能成为大变局的推动者、引领者，而那些实力弱小的国家就对大变局的影响力有限，在大变局的波浪中往往是同流合污、被动接受。尽管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主观意志，但不幸的是，别人或别国的主观意志恰恰成了“我”的主观意志的现实制约因素，而且别人的主观意志及其作用总是利用或通过客观的物质性的力量要素如经济、军事、科技、能源等加以表达或完成的。例如，大变局中每个国家都有其主观愿望或诉求，都希望自己在大变局中是获利者，希望大变局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演进。为了完成这种主观愿望，几乎全部国家都要借用所能利用的物质手段

　4 或物质力量去完成或落实自己的愿望诉求。这就是大变局中主观意志的相对性问题。正因如此，在大变局中，虽然那些实力型国家甚至霸权型国家对大变局发挥着很大作用，但也不行能总是做到一手遮天、为所欲为。当今国际社会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和广阔进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就对它们主观意志的发挥起着重要制约作用。

　三是从变的机制上看，大变局是必定性和偶然性的统一。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总的趋势是向前、向上的，这些都带有必定性，是一种客观的大趋势。就是说，大变局是基于必定性而发生的。但在对变产生影响的诸多变量中，却存在着不容无视的若干偶然性因素，这些偶然因素蛰伏潜藏，一遇到机遇或条件往往突然爆发，使得变具有了较大的高风险性、不确定性甚至不行控性。这意味着，偶然性对于大变局具有明显的扰动作用。在大变局中，虽然必定性发挥着主导作用，但偶发性大事或因素会对大变局的走向、进程、状貌起到非常大的干扰作用。当下，诸如新冠肺炎疫情、乌克兰危机等，都剧烈地冲击着世界格局甚至人类进展的走向。我们必需要立足必定性，防范偶然性，消退不确定性，使大变局能顺着向前进展的进路演化。

　四是从中国的进展角度看，大变局是利我和损我的统一。熟悉和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把握其价值意蕴，既要立足于整个人类的立场，还要脚踏中国大地，基于中国人民的视角观看和认知。变是客观的，具有实然性，但实然中包含着应然，表达着肯定的价值取向和选择，这实则是一个价值立场问题。换言之，大变局的“变”是好还是坏、

　5 是向上还是向下，当然要基于“我”之立场来分析推断。站在中展进步的基点上观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蕴含的价值趋向，就是利我和损我的统一。一方面，世界范围内和平、进展、合作、共赢的趋势和呼声日益增加和高涨，再加上新科技革命的显现、世界战略力量的调整等等，对于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和中国的持续进展都具有主动的助推作用。另一方面，大变局中显现的一些因素或现象也为我国的进展带来了挑战和压力。“中华民族宏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完成的。”大变局中所显现的负面因素或现象，使我展面临较大的外部压力，增加了我展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三、 高质量进展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展的必定选择 世界在变，中国也在变，它们是处于同一时空下的变。正是在中国和世界的共同改变中，存在着两个大局。指出：“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宏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根本动身点。”这两个大局存在着冲突性关系——在中国之变和世界之变之间，既具有统一的互相调适的一面，还具有对立的互相抵牾的一面。统一性说明了我们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的必要性和正值性，而对立性则说明了我们在进展中坚持独立自主、坚持敢于斗争的必要性和正值性。如今，中华民族宏大复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推动中华民族宏大复兴，唯一的选择就是进展，根本的坚持也是进展。由于“进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我们要

　6 在大变局中化危为机、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利用大变局的有利因素，高举起进展的大旗。大变局背景下的中国之变，表达的是的变，在进展学的视野中则表现为高质量进展。高质量进展是我国经济进展的根本特征，是大变局中我展的必定选择，是我们在推动构建全球进展共同体的进程中交出的具有进展学意义的合格答卷。唯有完成高质量进展才能使我国在大变局的沧海 XXX 中，披荆斩棘、扬帆远航！

篇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青年使命担当

　班级：xxxxx

　 学号：xxxxxxx

　摘

　：

　要：“我(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

　 关键词：百年，大变局，内涵，大国博弈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指国际局势出现或正在出现 100 年来未曾有过的大变化、大调整或大发展，并非与百年来某个时间节点或阶段上的变化强度或烈度比较大小。“大变局”的核心是多极化和世界政治格局之变，从本质上说则是对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予以革新和重塑。

　一、“大变局”的历史起 缘

　（一）

　“变局”的词根追朔

　“变局”，《现代汉语词典》释为“变动的 局势；非常的局面”。[2]变局有大小之分。“大变 局”一词可追溯到秦汉时期。

　清代史学家赵翼写道：“汉初诸臣，惟张良出 身最贵，韩相之子也。其次则张苍，秦狱吏；叔孙 通，秦待诏博士……一时人才皆出其中，致身将相，前此所未有也。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3]此处的“大变局”是说汉初大多统治者出身平民，这与古代的世侯、世卿专政局面迥异。这就打破了过去贵族 政治的局面，使贵族社会进一步解体。

　在近百年来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很多大变局发生过。诸如“一战”、“二战”、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苏东剧变 等都是大变局。时至今日，人们视野里的世界大 变局则指在较长历史时期内影响世界范围内人类 社会生活、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变化与趋向， 需要人们以大视野、大胸怀、大格局加以探察和应对。

　（二）李鸿章：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回顾历史，李鸿章在同治十一年（1872）五月上奏《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指出“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

　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4]这里的“大变局”主要是指，在过去，中国面临的外部威胁主要来自北面、西面等陆地方向，而面对东南的万里海疆，从未有大规模能够深入京畿腹地的入侵。故此，晚晴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李鸿章强调要加强海防，因为这种来自东南海疆且能够“一箭穿心”的西方殖民侵略过去三千年从未遇过，中国社会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将发生巨变。从时代意义来说，“大变局”是封建社会在资本主义面前土崩瓦解的时代。

　 二、 中国官方对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提出 过程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 “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5]这标志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形势与中国趋势做出了宏大论断。

　2017 年以来，习近平在多个场合指出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2017 年 12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接见驻外使节的讲话中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在这一宏观环境中做好外交工作的重要前提之一是正确认识当今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 [6]这是官方首次明确指出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是将此前的世界前所 未有之大变局在时间方面确定为 “百年未有”。

　2018 年 6 月 24 日，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处在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 相互激荡。“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 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7]基于对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的深刻认知，这次会议对中国外交如何运筹帷幄在指导思想方面确立了 “习近平外交思想”。

　2018 年 9 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再次提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市场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国际潮流大势不可逆转。”[8]国际格局之变，被视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内

　涵。

　在 2018 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明确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9] 从习近平对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述来看，这一论断主要着眼于国际环境，特别是国际格局的新变化、全球治理的新趋势和新科技革命的新态势等，中国如何在大变局下延长战略机遇期，促进实现 “中国梦”和 “世界梦”的战略目标。

　 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涵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首先表现为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交汇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并引发国际范围内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相应变革。这一大变局的核心是多极化和世界政治格局之变，从本质上说则是对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予以革新和重塑。

　（ 一 ）

　国际关系层面: :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局势日趋均衡，国际形势正处于新的转折点。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由“两极格局”进入“一超多强”，关注的焦点是主要政治力量，即区域性或全球性大国上，而今天，世界格局的最大变化是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以经济为例，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 80%。按汇率法计算，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接近 40%。保持现在的发展速度，10 年后将接近世界总量一半。[10]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势不可当，将使全球发展的版图更加全面均衡，使世界和平的基础更为坚实稳固。

　（）

　二）

　经济层面：

　：新世纪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近期，世界经济呈现向好态势，国际贸易和投资回升，新一轮科技和工业革命蓄势待发，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层出不穷。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11] （三）安全层面 ：国际环境相对稳定，但国际安全挑战错综复杂，战乱问题等此起彼伏，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愈加严峻，新的风险不断出现。就传统的冲突来说，虽然爆发世界大战和大国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可能性非常小，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主题，但是，国家间的冲突依然在某些地区时常发生，尤其是许多国家之间还存在着领土及海洋权益争端、民族宗教矛

　盾、资源争夺等方面问题，这些问题极易引发国家之间的军事冲突和战争。个别地区还存在着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军事对抗，这种对抗也有可能破坏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世界持久和平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

　（四）文化层面：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和而不同的多种文化犹如一部波澜壮阔的交响乐，不仅结构庞大、千变万化，而且各个组成部分相互映衬、融汇激荡。今天，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推动文化交流互鉴，既是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内在要求，是实现世界文化繁荣的必然选择，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展趋势。[12] （五）科学技术方面：

　：技术突飞猛进既是百年变局的基本内容，也是导致百年变局的基本推动力量。进入 21 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特别是网络信息等与数字相关的技术发展尤为迅速,从而引起了生产、流通、分配和就业等各领域的连锁反应。制造业的自动化或流水线曾经创造了大量全新的就业岗位(比如工程师),而今天的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在摧毁大量全新的就业岗位(比如工程师),而今天的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在摧毁大量服务业岗位的同时大致不会创造出足够的新岗位。[13]

　四、如何迎接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

　面对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和战略主动，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判断国内外大势，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着力强化优势、减少劣势、化危为机，特别要敢于和善于在重塑和优化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规则上有所作为。

　毫无疑问，中国正在崛起，但是“中国的崛起并不谋求推翻现有的国际秩序。中国政府认为，现行 国际秩序并不完美，并不公平，需要改革，但坚决反对把现有国际秩序推倒重来。中国政府多次重申要坚定维护现有国际秩序。”[14]

　但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上，我们必须做到毫不动摇。“凡是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 制度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 风险挑战，只要来了，我们就必须进行坚决斗争， 而且必须取得斗争胜利。”[15]中国共产党要“不畏浮云遮望眼”，始终坚持人民立场，牢牢发挥政治主体作用，有效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上坚韧不拔。

　参考文献：

　 [1]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 年 6 月 24 日，第 1 版 [2] 现代汉语词典[Z].商务印书馆,2016.80. [3] 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王树民校 证)[M].中华书局,2013.36.36.36. [4] 孔令伟.试论李鸿章的“三千年未有之大 变局”[J].才智,2018(5). [5] 习近平 :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 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网，2017 年 10 月 27 日 [6]《习近平接见 2017 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与会使节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2017 年 12 月 28 日 [7]《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努力开创中 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 年 6 月 24 日 [8]习近平 : 《携手共命运 同心促发展—在二○一八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 话》，人民日报，2018 年 9 月 4 日。

　[9]《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8 年 12 月 21 日 [10]《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光明网，2019 年 6 月 20 日 [11]

　《 习近平在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上的发言》，新华社，2017 年 09 月05 日 [12] 《文化在多样性基础上交流借鉴》，人民日报，2017 年 10 月 13 日 [13]

　张宇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济评论，2019 年 9 月 27 日 [14]

　寒竹,“国际秩序”与“世界秩序”的博弈与中国的位置[J].东方学刊,2019(3)

　[15] 薛克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来源及内蕴辨析，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19（5）

篇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青年使命担当

　摘要；自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来中国社会各界及世界各国对此高度重视。在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之下，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人对此更要有着充分的认识和思考。自 2019 年底，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各国政府和人民对于疫情的态度和做法及防疫的表现，再到后疫情时代复工复产的推动和治理让我们对大变局有了更加充分的认识和思考。“百年变局”究竟“变”在何处，中国面对大变局有着怎样的机遇和挑战，优势与劣势以及中国在大变局中的相应应对和作为值得我们青年一代认真学习，研究挖掘其中的含义；仔细思考，正确理解并勇敢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关键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在何处；中国优势；机遇和挑战 1，百年变局“变”在何处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至此也正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那么在大变局的历史背景下，“变”在何处呢？回顾历史及关注研究当前形式不难发现当今世界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巨大变化。

　1.1 当今世界格局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变局

　回顾近百年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近代百年便是西方横霸世界的百年。西方欧美国家凭借三次工业革命的领先积攒了超越其他国

　家的力量，19 世纪末至整个 20 世纪便是风云激荡的世界。西方国家为谋私利政治上在世界各地大肆插手他国内政，甚至侵略殖民其他独立政权国家，经济上更是独揽大权，以至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导致全世界人民为此买单。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更是出现了“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而于此对比，东方力量明显弱小。进入 21 世纪，世界迎来大发展与大变革的时期，随着东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尤其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东方国家力量明显增强，达到了与西方平衡，于此在世界舞台上。非西方力量正在兴起，尤其是中国力量的兴起，在国际事务处理上我们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及大作为。

　1.2 实现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新模式”的兴起

　近代初期，西方世界由于结构和文化等一系列原因率先掌握了现代制造业，从而导致力量剧增以至于我国的近代先贤们称之为“西方列强”而“强”则代表着巨大的力量优势。由于历史局限，我们先贤们曾一度认为西方制度优势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曾经我国知识界一度出现了“全盘西化”的理论局面。而随着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以及我国改革开放，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解决了许多历史上难以解决的问题，中国进入了伟大复兴的新时期，取得了历史性突破。而与此同时西方学者及政府将“中国模式”视为不同于西方的另一种发展模式。不得不说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为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彻底打破了“全盘西化”

　就是现代化的唯一路径。

　1.3 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酝酿，中国机会大增 纵观近代史，西方因为率先掌握了工业革命而迅速崛起成为发达国家，可谓说谁先掌握了工业革命谁就可以迅速发展，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因为历史原因错失了第一次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会才导致我国近代史上的屈辱。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后期，我国积极参与，抓住机遇取得了历史性突破。近年来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我国在“5G”等很多方面赶超甚至领先世界其它国家水平。因此，在即将到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我国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具有更大的机会。

　2，面对百年变局中国的机遇与挑战

　当今世界格局形式复杂，每时每刻都有着巨大变化，西方学者则认为当今世界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不确定。当前世界处于变局之中，而此时中国也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起点，面对这场持久的，不稳定的未有变局中，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也有着巨大的历史机遇。

　 2.1 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

　 随着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经济上的高速腾飞，西方世界尤其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国家将中国视为未来最大的战略竞争者，因此中美关系也一度陷入历史最差。中美贸易的摩擦，美国对中国发展的全方位施压以求在中美竞争中让中国政府和人民妥协。不仅如此，美国近段时间连续不断插手“台湾问题”企图干涉中国内政，挑衅我国政府底线。

　而于此同时，世界各地骚乱频发，恐怖主义，民粹主义，尤其单边主义盛行，这些安全问题也成为中国在实现伟大复兴战略时的巨大挑战。可谓，中国正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国际安全环境。

　2.2 中国在挑战的压力下，也蕴藏着巨大的机遇。

　当前世界大变局下，中国在巨大的压力下也有着巨大的机遇，西方各国在制度，结构方面存在很多的问题，而近年来由于经济低迷，贫富差距分化日益严重，导致西方各国国内政治环境很不稳定，这些原本就有的问题也随之加重；英国脱欧，美国“退群”自特朗普执政以来更是实行“美国优先”政策，相继进入“退群”热。2017 年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同年 6 月又退出“巴黎协定”12 月退出《全球移民协议》，2018 年更是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美国的一系列退群及朝令夕改让很多国家发现这个曾经的世界“领导”如今在国际上无所作为，只为本国利益，有违国际规则和契约精神。归根结底，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本质上处于人口老龄化，国内经济发展低迷，民猝主义肆虐，这导致本来就处于下滑的西方更加无暇自顾。这也使得我国有机会作为更加重要的国际成员和大国形象在以后的世界格局规划和治理中获得更多机会，世界各国更加信任和依赖“中国方案”的提出。与此同时我国在抗击疫情，打击恐怖主义，参与生态治理等诸多全球问题治理中表现尤其出色，堪当治理重任，成为全球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巨大力量。

　3，面对变局，关于中国优势的思考

　成败皆有归因，中国取得空前成就，尤其是全民脱贫这件事在国

　际史上都是前无古人的大事件，而这些绝非偶然。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有诸多优势。自疫情以来，我国在国内治理和国际问题处理上的能力可谓让人叹为观止。国内民众上下一心，齐心协力面对新冠这个突如其来的灾难。国内政治稳定就是我们中国最大的优势之一，相比其它国家，我国有着明显的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的有效领导已经证明我国在未来的发展潜力；另一方面，现代工业革命的推动和产生全都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凭借智慧成功抓住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尾巴，迅速发展，近年来，中国大数据相关政策出台，大数据驱动的新兴公司不断涌现，我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已经进入世界的第一梯队，科技的巨大进步正是我国未来积极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强大优势；另外，我国有着全世界最多的人口。中国凭借自己的努力已经初步实现了现代化进程，工业化体系逐步完善，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化国家。如此庞大的工业体系让我国在未来的大国竞争中占据明显优势；不仅如此，我国相比其它老龄化严重的欧美发达国家我国正在人生阶段的旺年，活力满满，朝气蓬勃。我国有着全世界最多的高等教育人口，也是我国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巨大优势。

　综上，我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有着巨大的机遇同时也伴有着巨大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以大国领袖的战略远见着眼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带领着我们不断进步，不断创新，走出了一条康庄大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20 年我国 GDP 突破 100万亿，人均 GDP 超过一万美元，形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而“一带一路”的倡议有效加强了欧亚经济的合作和联系，很多

　地区的区域合作初见成效，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我国在军事上也快速发展，这些都将促使我国成为现代国际政治的重要领导者。毋庸置疑，未来在处理全球问题和国际争端中，“中国方案”将发挥更加显著的作用。

　作为青年一代的我们，面对这百年未有的变局之中需要更加清醒的头脑，对此要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思考，勇敢的面对这场长时间的世界变局，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1]苏敬勤,高昕.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国式创新”[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12-01(003).

　[2]张媛媛.大变局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机遇、挑战与策略[J].甘肃社会科学,2021(04):229-236.DOI:10.15891/j.cnki.cn62-1093/c.2021.04.029. [3]周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的思考与启示[J].理论月刊,2021(07):22-28.DOI:10.14180/j.cnki.1004-0544.2021.07.003. [4]王晓泉.中国崛起视域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其应对[J].北方论丛,2021(03):109-119.DOI:10.13761/j.cnki.bflc.2021.03.011. [5]徐国亮,刘松.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坚定中国道路自信[J].科学社会主义,2020(04):61-66.

篇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青年使命担当

　作者：中国驻克罗地亚前任大使

　吴正龙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去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习近平关于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断内涵丰富，其核心是一个“变”字，本质是世界秩序重塑，全球治理机制完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世界权力转移对象出现根本性变化。自近代以来，世界权力首次开始向非西方世界转移扩散。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世界经济中心向亚太转移，出现“东升西降”的现象。国际权力在少数几个西方国家之间“倒手”的局面走向终结，百年来西方国家主导国际政治的情况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

　第二、国际格局剧烈动荡。美国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为圭臬，大搞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令美国与盟国关系发生深刻的变化。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美国与盟国裂隙扩大，甚至出现“对着干”的现象，美国陷入了二战之后前所未有的孤立状况，与 盟国关系跌入二战之后最低点。在西方

　国家，国家利益至上取代意识形态的趋势上升，日益成为主导盟国关系的核心因素，美国盟国正试图走上战略自主道路。

　世界力量对比变化加深美国的危机感。特朗普政府把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确定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重点施压围堵中俄，导致中美、美俄战略博弈加剧。美国极力拉拢和分化新兴经济体国家，企图对中俄各个击破，为美独霸世界扫清障碍。

　美国在增加军费、维持军事上一超独大的同时，继续实施战略收缩，审慎对外用兵；内顾倾向上升，外交服务于国内党派斗争的意图明显；在国际关系中更多运用“制裁 ”、极限施压等经济手段。

　第三、世界秩序出现坍塌的危险。特朗普政府试图，以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取代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美国先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核协议》等国际组织和协议，这是对国际规则的严重破坏。在贸易问题上，特朗普政府无视世界贸易组织（ WTO ）规则，以“国家安全”为由征收钢铝产品进口关税；推行贸易霸凌主义挑起贸易争端；阻挠O WTO 以 上诉机构法官遴选等，致使以 O WTO 为核心的全球贸易治理机制陷入瘫痪境地。在其他重大国际问题上，美国置现行国际规则于不顾，以牺牲别 国和世界整体利益为代

　价，拓展自身利益，变成一个纯粹的利益索取者。当今世界已越来越面临失序的危险。

　第四、世界正经历大调整。二战之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基本上是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建立的。各项法规由其一手制定，各个国际机构也为少数美欧发达国家所把持。现行国际秩序存在着诸多不公正、不合理的弊端，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所认可的，以国际关系准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相距甚远。而特朗普政府则认为现行国际秩序让美国吃了“大亏”，肆无忌惮地破坏现行国际规则，成为当今世界名符其实的“修正主义者”。

　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 不是以推翻旧秩序为目标，而是采取和平和渐进的方式，通过补充、修改和变革措施，积极完善现有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机制。这是人类有史以来首次以和平方式，实现新旧秩序转变和治理模式改善。在各国相互高度依赖的情况下，这个进程所遇到阻力之大、困难之多可想而知，注定将是百年未有之大调整。

　第五、大变局要素的比拼前所未有。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虚拟现实以及量子科技等蓬勃发展，将深度改变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对变局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非国家行为体作用上升，是重塑变局的一个新的重要变量。国家治理机制、手 段、执行力的

　比拼成为主导变局走向的主要因素。大变局要素的比拼涉及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广度和深度令人震惊。

　变局同时蕴含机遇与挑战。我们应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推动变局向有利的方向发展，为实现两个百年计划提供良好外部环境，这是我们解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题中之义。

篇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青年使命担当

　历历史不简单重复，却押着相同的韵脚。库存周期、朱格拉周期、库兹涅茨周期和康波周期的循环往复共同推动了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与库存周期等不同，康波周期具有全球性和长期性的特征。

　一轮康波周期的持续时间在 50 到 60 年左右。每一轮康波周期的上升期都伴随着技术变革和新兴行业的崛起。而当新兴行业的市场趋于饱和、增长放缓时，康波周期就进入下降期。

　康波周期可以分为复苏、繁荣、衰退和萧条四个阶段。在康波萧条期，全球经济增长可能放缓。在康波衰退和康波萧条期，CPI 同比容易出现回落甚至负增长，但 20 世纪 70 年代除外。长期来看，利率的走势主要由物价而非增长决定。自 1850 年有数据以来的每一轮康波萧条期，实际金价都会出现明显的上涨。标普 500 回报率通常在康波复苏期出现一个小高点，而后在康波繁荣期再创新高。

　康波周期对国际经济格局有着深刻的影响。在康波周期中，关键创新的发源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会上升，美国正是凭借创新实现了对英国的赶超。而后发国家可以通过引进创新实现经济起飞和产业升级。

　当前我们可能已经进入康波周期的萧条阶段，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前景悲观。事实上，康波萧条期可能成为我国加快经济赶超的重要机遇期。一方面，历史经验表明，如果后发国家能够在萧条期继续升级产业结构，其与先发国家的差距可能更快地缩小。另一方面，大量创新集群出现于康波萧条期，只是到康波复苏期才被推广。因此，康波萧条期正是我国加快技术创新步伐的重要窗口期。

　马克·吐温曾说过，历史不简单重复，却押着相同的韵脚。

　经济发展的历史亦是如此。库存周期、朱格拉周期、库兹涅茨周期和康波周期的循环往复与嵌套共同推动了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此前我们已经介绍过库存周期、朱格拉周期和庫兹涅茨周期的分析方法和市场影响。

　本文将进一步介绍经济周期中历时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康波周期，探讨康波周期的含义、观测康波周期的方法、康波周期的阶段划分、康波周期对国际经济格局的影响、康波周期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和我们当前在康波周期中所处的位置五个问题。

　 什么是康波周期？ 20 世纪 20 年代，康德拉捷夫分析价格等数据后发现，经济中似乎存在着 50-60 年左右的周期性波动（表 1）。根据他所观察到的数据，康德拉捷夫对这种长波的特征进行了初步描述：

　第一，在长波的上升期，繁荣年份较多；而在长波的下降期，萧条年份较多； 第二，在下降期，农业通常会经历显著而长期的萧条； 第三，在下降期，生产技术和通讯方面通常会出现许多重要的发明，但只有在下一个长期上升阶段开始时才能得到大规模的应用； 第四，在上升期开始时，黄金生产通常会增加，世界市场由于新兴国家、尤其是以前的殖民地被同化而扩大； 第五，战争与革命在长波上升期更容易发生。

　[1] 那么，是什么驱动了这种长达 50-60 年的经济波动呢？杜因（1983）给出了答案：创新（图 1）。

　杜因认为，创新的生命周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引进、增长、成熟和下降。

　在引进阶段， 有许多产品创新，但我们对潜在需求的性质知之甚少。

　在增长阶段， 产品创新的数量减少了，但是消费者的接受程度增加。在销售额增长的同时，技术也逐渐标准化。

　在成熟阶段， 市场聚焦于可以节约劳动的工艺创新，差异化产品之间的竞争增加。

　在下降阶段， 销售额下降，人们试图通过技术变化来避免市场饱和，并继续进行可以节约劳动的工艺创新。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每一轮康波周期的上升期都伴随着技术变革和新兴行业的崛起：

　第一轮康波周期（1782 至 1845 年）

　中，蒸汽机的改良与推广使棉纺织业获得了高速的发展； 第二轮康波周期（1845 至 1892 年）

　中，炼钢技术的进步带来了钢铁工业和铁路的兴起； 第三轮康波周期（1892 至 1948 年）

　中，电力、汽车和化学工业蓬勃发展； 第四轮康波周期（1948 至 1991 年）

　中，电子计算机、航天、原子能等领域取得重要突破； 第五轮康波周期（1991 年以来）

　中，信息技术的发展深刻改变了生产与生活的组织形式。而当新兴行业的市场趋于饱和、增长放缓时，康波周期就进入下降期。

　值得一提的是，重要技术的革新与应用通常跨越国境，因此，与库存周期、朱格拉周期和库兹涅茨周期不同，康波周期是全球性的经济周期。

　如何观测康波周期？ 我们该如何观测康波周期呢？虽然康德拉捷夫使用的是价格数据，但是，随着技术的不断更新，新材料、新产品逐渐兴起，经济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很难用单一商品或一篮子商品的价格来刻画康波周期。

　杜因（1983）用全球或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工业生产、GNP 等数据来刻画康波周期。

　杜因认为，一个康波周期中会嵌套 5-6 个朱格拉周期。每隔 50-60 年会出现一轮全球经济增长缓慢的朱格拉周期，即康波的萧条期。萧条之后康波周期将依次经历复苏、繁荣和衰退。复苏期通常持续一个朱格拉周期，期间全球经济增速有所回升。繁荣期可以持续两个朱格拉周期，不过，历史上康波繁荣期曾经出现过两次大规模的战争，导致康波中断。衰退期通常持续一个朱格拉周期。杜因在《经济长波与创新》一书中划分了 1782 年至 1973 年之间的康波周期。我们按照杜因的划分方法，以美国和全球固定资产投资为依据，将这一划分拓展至 2020 年。

　数据显示，在康波萧条期，全球经济增长通常会放缓，如 1872 年至 1883 年（期间出现了 1873 年全球经济危机），1929 年至 1937 年（期间发生了大萧条）和 1973 年至 1981 年（期间出现了严重的滞胀）。在复苏和繁荣期，经济增长会有所回升。而进入康波衰退期后，经济增速可能出现下降，如 1973 年至 1981 年和 2008 年至 2019 年全球工业生

　产和 GDP 增长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放缓。不过，1920 年至 1929 年虽然处于康波的衰退期，但由于经济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逐渐恢复，GDP 增速反而有所提高。

　如何认识康波周期的不同阶段？ 在康波的不同阶段，经济会呈现出怎样的特征呢？ 从创新倾向来看，杜因（1983）将创新分为四类：导致新行业创立的主要产品创新、现有行业的主要产品创新、现有行业的工艺创新和基本部门（如钢铁或炼油）的工艺创新。

　当吸收了大量创新成果的新行业快速增长时，康波周期将进入上升期，新的市场被开拓出来。随着新兴行业的快速增长将康波推向繁荣，经济中的总需求明显上升，乐观情绪蔓延，基础设施（包括交通通信等为全部行业服务的基础设施和为主导行业服务的特定基础设施）的投资增加，激励钢铁和能源等基本部门进行工艺创新。当康波进入衰退期时，市场趋于饱和，企业开始通过差异化的产品和兼并来维持竞争力，创新的倾向最低。在康波萧条期，迫于经济增长放缓、市场饱和的压力，现有行业开始进行劳动节约型的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通过节约成本来维持利润。此时容易出现垄断局面。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萧条期新兴行业无所作为。事实上，大量的创新是在萧条期做出的，只是到经济复苏、企业家对经济的预期改善时，这些创新才会被推广。门斯的数据显示，1825 年、1885 年和 1935 年左右都出现了基础性创新集中出现的情况 [2] 。1825 年和 1935 年左右，康波周期都处于萧条期，而 1885 年左右康波周期处于复苏的开端。因此，门斯认为萧条能够激发创新，这也与康德拉捷夫对康波周期的最初描述相符。

　从需求的变化来看，在康波复苏期，随着企业家对经济的预期逐渐改善，更新设备的投资增加，新兴部门的投资上升，居民日益改善的购买力需要寻找新的出路来释放。进入康波繁荣期之后，经济向好的局面更加明朗，乐观情绪强化，资本存量扩张的意愿强烈，所有部门的需求都在扩张。进入衰退期后，随着增长的放缓，企业家更加注重投资的合理化，新兴部门继续增长。而康波萧条期的典型特征就是生产能力过剩，居民不得不以减少储蓄为代价继续消费。因此，20 世纪 70 年代的康波萧条期内，美国和日本都出现了钢铁等行业产能过剩的现象。

　康波周期如何影响国际经济格局？

　将杜因的创新生命周期理论与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联系起来，我们就可以描绘出一幅全球经济发展的图景。罗斯托（1959）认为，一个经济体的发展可以分为传统社会、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和大众消费阶段五个阶段。

　当一种创新处于其生命周期早期阶段时，先发国家可能率先推广该创新，并成为新兴行业的主要净出口国。随着该技术日益成熟并扩散，后发国家可能引进该技术。在后发国家，新兴行业的高速增长将推动经济起飞。随着时间的推移，后发国家可能反而成为该产品的主要净出口国。此时，在先发国家，该新兴行业可能已经进入成熟期甚至下降期，增长明显放缓，但在后发国家，该行业依然保持着较快的增长，并推动后发国与先发国经济差距缩小。当该创新在先发国与后发国都进入成熟期或下降期之后，先发国和后发国需要共同面对经济增长放缓的挑战，直到新一轮技术变革出现（图 2）。

　因此，康波周期起伏轮回的历史，构成了国际经济格局变迁的历史。

　下文将从英美、日美和中美三个角度来阐述康波周期对国际经济格局的影响。

　从英美来看， 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在 19 世纪大部分时间内英国都占据着全球经济的主导地位。1880年，英国占据了世界制造业产出和贸易的近四分之一 [3] 。然而，美国经济日益焕发出创新的活力。据统计，在 19 世纪至 20 世纪上半叶 160 项主要的创新中，75 项发生在美国，仅 25 项发生在英国。

　技术创新的差距直接引起了英美两国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在 1872 年至 1883 年的康波萧条期内，美国的人均GDP 开始接近并赶超英国。此后，美国与英国人均 GDP 之间的差距波动拉大，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上升。不过，在 1929 年至 1937 年的康波萧条期内，英美两国经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收缩，导致两国人均 GDP 变得更为接近。但这种接近是暂时的。由于美国率先在原子能和电子计算机等领域取得突破，康波复苏期里美国与英国人均 GDP 的差距再度拉开。

　从日美来看， 在 1929 年至 1937 年的康波萧条期，虽然美国经济出现收缩，但仍处于起飞期的日本经济继续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断了日本经济追赶美国的进程，直到二战结束之后，日本才重新开始追赶美国的步伐。20 世纪50 年代至 80 年代，美国与日本人均 GDP 的差距逐渐缩小。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日本经济因房地产泡沫而陷入衰退，但美国经济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出现了新一轮繁荣。美国与日本人均 GDP 之间的差距再度扩大，日本最终没有实现对美国经济的赶超。

　从中美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追赶美国经济的步伐日益加快。尤其是 2008 年至 2019年的康波衰退期中，美国经济增长因次贷危机而放缓，美国与中国人均 GDP 之间的差距加速收窄。不过，美国与中国人均 GDP 的差距依然较大，中国向美国经济的追赶仍在继续。

　康波周期如何影响金融市场？ 康波周期也深刻地影响着金融市场。

　从物价来看， 在康波衰退和康波萧条期，CPI 同比容易出现回落甚至负增长，但 20 世纪 70 年代除外。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受石油危机、福利制度改革、工会议价能力加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CPI 同比不降反升，导致主要发达经济体出现了严重的滞胀。

　从利率来看， 长期而言，10 年美债利率的走势与物价走势较為接近，但 10 年美债利率的低点通常晚于 CPI 的低点。上述现象意味着，作为一个名义变量，利率的高低更多地由物价决定，而非由增长决定。这对于我们判断长期利率走势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油价来看， 除了 20 世纪 70 年代以外，康波衰退期油价容易出现下跌，康波繁荣期油价更容易出现上涨。但在1948 年至 1966 年的康波繁荣期中，由于国际石油巨头人为压低油价，油价稳定在较低的水平。

　从金价来看，由于名义金价很大程度上受到金本位等制度的影响，可能长期保持不变，这里主要观察经美国 CPI调整过的实际金价。自 1850 年有数据以来的每一轮康波萧条期，实际金价都会出现明显的上涨。

　从股价来看， 标普 500 回报率通常在康波复苏期出现一个小高点，而后在康波繁荣期再创新高。不过，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康波衰退期内，投机热潮推动美国股市泡沫化。但这种与经济发展相悖的泡沫难以持续。20 世纪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美国股票市场受到重挫。当前康波周期可能已经切换至萧条阶段，美国股票市场却欣欣向荣，其中可能潜藏的风险值得关注。根据兴业研究外汇商品团队 2021 年 10 月发布的报告《美股将告别黄金十年？》，当前居民持有股票占其金融资产的比例已创历史新高。历史经验表明，当这种情况出现时，美国未来十年的年化收益会降低。

　当前处于康波周期的什么阶段？ 按照杜因（1983）提出的方法推算，2008 年至 2019 年的朱格拉周期构成了这一轮康波周期的衰退期，因此，在2008 年至 2019 年间，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增长出现放缓。而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我们可能已经进入了这一轮康波周期的萧条期。

　不过，进入康波萧条期不代表经济前景悲观，事实上，康波萧条期可能成为我国加快经济赶超的重要机遇期。

　第一，在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已经指出，在美国追赶英国、日本追赶美国时，被追赶国与追赶国之间的经济差距可能在萧条期加速收窄。这是由于被追赶国的产业结构通常较为成熟，一旦新兴产业进入成熟期后，如果没有新的技术创新出现，经济动能容易减弱。而追赶国产业结构提升的空间较大，即使在康波萧条期中，只要追赶国继续升级产业结构，其经济增速依然可以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例如，在 1973 年至 1981 年的康波萧条期内，美国的 GDP 年均增长 1.5%，但日本的 GDP 年均增长 3.5%。

　刘鹤在《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一书中也指出，两次危机（指 20 ...

篇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青年使命担当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进入后冷战时期。在其对手苏联解体后，美国因其独一无二的经济、军事实力，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民主党总统比尔·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经济得到持续增长，为美国霸权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美国的单极优势持续至今。然而，2008 年的金融危機，使得美国经济增速放缓，其单极优势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共和党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后奉行“美国至上”，在全球范围内实行战略收缩，在一些地区留下权力真空，美国所谓“一超独霸”的地位逐渐走向破灭。与此同时，中国综合国力则在稳步上升。2010年，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在国内生产总值方面超过了日本，当仁不让地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亚投行的成立、“一带一路”建设，无不显示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稳步提升。习近平主席提出并多次阐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美关系则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①的争端变得极为突出。朝鲜半岛问题、钓鱼岛问题、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等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

　在这样的背景下，2012 年 2 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访美期间倡议，中美应构建一种新型大国关系以启后人。2014 年 11 月，在北京，习近平主席在与奥巴马总统的首脑会议上，提出六点建议，其中的核心要点是建议中美双方加强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合作以深化双边关系，进一步完善了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是对未来中美关系向何处去的构想，对于两国今后的外交方针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二）研究意义 当前，世界局势波谲云诡，阴晴不定。全世界都正处在历史的转折点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作为世界经济总量最大的两个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综合实力最强的发达国家，两国如何构建一条新型大国关系之路，携手跨越“修昔底德陷阱”②，这不仅事关两国自身的建设与发展，更会对当前的世界格局乃至历史走向产生重大影响。亚太地区作为中美两国重要利益的交汇区，必将是当前以及未来两国发生关系的重要区域。

　在亚太地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亚太地区作为目前最具经济活力、前景最为乐观的地区之一，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日益凸显。安全稳定的周边环境能够进一步激发该地区的经济活力。两国拥有世界最大的经济体量，如加强经贸方面的积极合作，在经济、技术、资源等方面优势互补，不仅能够为两国自身带来直接利益，更能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与稳定，保持全球化下的世界经济的安全与稳定。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是摒弃冷战思维，打破崛起国与霸权国必然冲突的悖论，冲破“修昔底德陷阱”的必由之路，若成功构建将会为大国之间和平相处提供一条崭新的道路，对未来的大国关系探索提供重要的参考意义。

　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亚太地区的变动与现状 （一）冷战结束以来的亚太地区变动 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的环境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局势更加复杂，不稳定因素更强。由于苏联解体留下的权力真空，亚太地区展开了复杂的博弈。

　1.美国及其在亚太地区的同盟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虽然不属于亚太地区国家，却希望在亚太地区建立新的霸权。“霸权稳定论”应运而生。霸权稳定论者宣称，近似单极的霸权或许足以创建和维持一个稳定的国际体系。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提出，恰恰是 19 世纪的英国霸权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霸权带来了最大的稳定。美国试图在

　亚太地区建立牢固稳定的霸权，其目的在于扩大并维持冷战胜利的优势和霸权地位。事实上，在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同盟体系不仅没有削弱和解体，反而进一步得到强化。

　在东南亚，美国同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等国家加强了同盟关系，以及同中国台湾地区的军事合作。除双边同盟之外，美国也强化了如美日韩三方合作的多边同盟关系。

　2.中国 冷战以后最大的变动是中国的崛起。冷战结束初期，正值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面对复杂的国际格局，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十六字外交方针，重点关注国内发展。随着中国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在亚太地区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中国发起建立上海合作组织有别于西方的军事同盟，这一以安全合作为主的组织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认可。中国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在一步步承担更多的地区责任。2008 年经济危机以后，西方世界发展遭遇挫折，而中国以稳健的发展态势逐步成为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和力量。

　3.东盟 东南亚国家联盟是亚太地区另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冷战结束后，东盟国家间加强了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合作，并努力实现一体化。2015 年 12 月 31 日，东盟共同体成立，包括经济、政治安全和社会文化共同体。东盟在亚太地区的声音也越来越大，2011 年，东盟提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倡议，旨在构建以东盟为核心的地区自贸谈判。2022 年 1 月 1 日，RCEP 正式生效，但东盟内部成员国之间仍存在一定分歧，在一体化进程中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二）亚太地区的现状 目前来看，亚太地区无疑是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有世界排名第二和第三的两大经济体中国和日本，且具有广阔的市场和丰富的资源，在西方世界经济发展受阻的今天，仍然能够保持良好的经济发展，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和重视，其战略地位因而上升。

　1.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 针对亚太地区当前的局势，美国提出了所谓的“印太战略”。

　“印太战略”是美国在维持其原本主要盟友日本、澳大利亚的基础之上，通过把印度拉入同盟中，构建美国同印、日、澳的多边三角关系。特朗普上台后，美国认为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已不适合当前的美国，一方面，美国实行全球性的战略收缩，更希望做亚太地区的“离岸平衡手”而非直接介入亚太的冲突;另一方面，美国看好未来印度在国际格局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中印之间的矛盾。

　2.中国的战略应对 中国根据现实调整了外交政策，提出了“亚洲新安全观”。2014 年 5 月 2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信峰会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亚洲安全观。政治上，不与任何国家结盟，不干涉任何国家的內政。支持参与区域性国际组织的建设，并勇于在多极化趋势中承担更大的责任。经济上，反对欧美主导下的不公平、不平等的经济秩序，通过建立亚投行及“一带一路”建设等方式，加深与周边地区国家及区域外国家的经济合作，努力推动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甚至更大范围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目标，构建平等、互利、共赢的新经济秩序。文化上，反对意识形态输出，提倡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和分歧

　新型大国关系是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特征的大国关系，是崛起国和既成大国之间处理冲突和矛盾的新方式。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于 2012 年 2 月前往美国进行正式的国事访问，在欢迎午宴上，习近平首次提出，中美两国应一同努力，深化两国的合作伙伴关系，以构建 21 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2012 年 5月 3 日，在北京召开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双方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主题，这一概念被高调提出，中美双方都为此作了努力。此后中美一直保持着有关方面的互动。

　然而，中美对“新型大国关系”既有共识，也有分歧。双方都认可不冲突和不对抗，客观理性看待彼此的战略意图，做伙伴而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的方式，而非冲突对抗，妥善处理矛盾分歧。

　除共识外，双方的分歧显然更多。

　首先，中国认为新型大国关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新型大国关系包含中美关系，但同时也应包含与其他大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关系。本质上是在全球化时代，希望通过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合作应对全球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但美国认为“新型大国关系”是仅限于中美之间的特殊双边关系，不希望把这一关系扩大到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多边关系中。

　其次，就相互尊重方面，中国认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是新型国际关系建构的重要前提与基础，一直以来，中国都坚持国与国之间互不干涉内政、尊重彼此主权和平等协商的原则。但美国致力于传播其意识形态及价值观，认为所谓人权高于主权。

　最后，在合作共赢方面，由于中美两国有着明显的利益区别，这一方面也存在巨大分歧。中国认为，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化零和③为非零和。而美国则希望中国在其关注的国际热点问题上对其予以更多地配合和支持。

　（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困难和途径 当前，在亚太地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仍有很大难度。除上述认知上的分歧外，还存在现实意义上的难题。

　首先，最重要的是中美之间直接利益冲突和对立。美国希望在亚太地区建立稳定的霸权，并防止任何区域内崛起大国对其霸权地位的挑战。在亚太地区，美国通过结盟和驻军，以及积极介入地区事务来彰显其霸权。中国的崛起被认为是一种威胁，美国不愿看到中国在亚太地区拥有更多话语权。对于中国，一方面希望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以和平发展的形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另一方面，中国也希望外部周边环境的安全与稳定，深化区域及全球合作，共同破解发展难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权不利于周边环境的和平稳定，也阻碍了中国实现自身复兴的脚步。

　其次，中美之间缺乏深化关系的意愿，美国认为同中国的经济合作，只会对中国自身发展有利，对美国并没有直接利益和好处，美国投入资源深化同中国在这些方面的合作是不值得的。而中国也对美国重点在干涉他国内政方面的“合作”不感兴趣甚至是抵制的，这就造成了两国本身缺乏迫切的合作意愿，对深化双方关系并没有急切的需求。

　最后，中美之间缺乏战略互信，在亚太地区出现了安全困境。中国认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建立军事同盟和驻扎大量美军，对台湾地区销售军备等行为是恶化中国周边环境，破坏领土主权和威胁中国发展安全的行为。在安全困境下，中美两国始终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互信。

　那么在亚太地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应当注重哪几个方面的问题昵？ 第一，以创新思维看待中美两国关系，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雅尔塔体系④，传统的大国关系基于现实主义，强调大国之间零和的关系，崛起国与守成国会为了争夺霸权最终导致战争，从而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之中。在新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的联系更加紧密，合作的收益大于对抗，和平的收益大于战争。面对全球化的浪潮所带来的一系列困境与挑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国与国之间只有加强合作，共担责任，共同面对，才能跟上时代的脚步。在传统关系不适合的现实条件下，中美应当重新审视双方的关系，更多以合作而非对抗的方式，实现双方的互利共赢。

　第二，中美之间应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美方应当认识到，香港、台湾、新疆、西藏等是中国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领土，其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纯属中国内政，美国应当尊重中国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停止对分裂势力的支持。另外，在钓鱼岛和南海问题上，美国应尊重中国同争议国家的友好协商，不应干涉甚至阻挠。对中国来说，在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基础上，应该尊重美方在亚太地区的合理利益，承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合理诉求，承认美国一定程度上在亚太地区维持周边环境安全的合理作用。

　第三，中美之间应深化双边合作，提高双方对抗的成本。当双方对抗的成本远大于合作的成本时，两国自然会谋求合作，防止冲突的进一步扩大。例如，本次新冠疫情中，一开始以美国为首的某些西方国家借机大肆抹黑中国，否定中国对世界的抗疫贡献，前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甚至公然称呼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但当新冠疫情在本国大面积爆发时，西方大多数国家由于缺乏经验无力抵抗，造成了社会混乱和大量人员病亡。而中国具有成功的防疫经验和充足的医疗物资，同中国的对抗成本远大于合作成本，于是现实中，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同中国进行合作。

　第四，建立危机预警机制和增强战略互信。安全困境的存在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其一，互动的双方都只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其二，双方都无法确定双方的意图;其三，双方采取了增强自身安全实力的行为。在第一个条件基本无法去掉的情况下，第二条和第三条只要有一个条件不具备，就不存在安全困境。因此，想要深化双方关系，破解安全困境，双方应在合作中加强双方有效的对话机制和拓宽对话途径，确保战略意图的透明化。此外，加强建立危机预警机制，对危机事件有效管控，以防止危机的扩大从而恶化两国关系。

　结论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个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有机遇和发展，也有冲突和危机。面对这样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亚太地区由于其历史、地缘环境的复杂及其巨大的发展潜力，成为当今最受关注的地区之一。由于当前主导国际格局的仍然是大国关系，该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国家是中美两国。在大环境下，中国本着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目标主动提出双方应该在互动中探索出一条以追求互利共赢，深化合作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路，针对中国的橄榄枝，美国在充分考量的前提下，也有了一定的积极回应。然而目前来看，两国尚未就这一关系完全达成共识。

　当今世界，风起云涌...

篇九：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青年使命担当

　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世界之中国。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基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新趋势和世界局势的新变化，从世界力量对比的横坐标和中华民族前进的纵坐标科学界定了当今世界大势和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作出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判断。对于这种具有时代特征的战略主张和判断，需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和方法深刻把握其丰富意涵。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特点

　 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和存在方式，“坐地日行八万里”，“人间正道是沧桑”，世界万物无时不变，人类社会也日新月异。当前，世界就面临着百年未有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具有三个重要特点：一是实践性。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是从天而降、自然发生的，而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作用的结果。二是复合性。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生和发展，不是单一力量

　要素造成的结果，而是诸多力量要素在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状态下所导致的结果，如此多样的力量要素构成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生和演变的“历史合力”。在某种意义上说，促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要力量要素是国家或国家主体。除了国家这一基本的力量要素之外，在大变局中还存在着其他的力量要素，如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军事、科技、生态、安全等，这诸多要素交织在一起，相互依存、作用和转化，共同促成了大变局的发生和发展。当然，影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经济、政治、科技、军事等都是依附性要素，它们的作用是通过国家发挥出来的。换言之，国家之所以能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挥主导性作用，正是通过其在经济、政治、科技、军事等领域的理念、政策、做法而加以体现或显现的。如果一个国家奉行的是“美美与共”的非零和博弈的理念和做法，就会对大变局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反之，如果一个国家奉行的是“单边主义”的零和博弈的理念和做法，就会对大变局产生消极的破坏作用。三是矛盾性。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促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诸多力量要素特别是国家之间，虽然存在着密切关系，但这种关系主要是一种矛盾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一种在矛盾支配下的变。毛泽东指出：“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因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是诸多力量要素特别是国家间矛盾斗争的结果。

　 以矛盾观看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从矛盾观来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具有内在的规定性，是诸多具体属性的统一。

　 一是在变的方向上，大变局是向上和向下的统一。大变局中存在着积极的因素和消极的因素，存在着进步和反进步、文明和反文明的趋向或情况。积极的因素促进着向上、向前的变化，如中国等新兴国家经济体的发展就是一种积极因素，在全球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体始终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一些新型科技因素的释放和参与，也会加快世界局势和人类社会的积极变化。但在大变局中，还存在着诸多不确定的或消极的因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推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遭受冲击，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仍在扩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上升，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这些问题就使得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变”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

　二是基于主体要素的角度看，大变局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在大变局中，每个主体的主观意志都对大变局的发生发展发挥着一定作用。当然，在大变局中，不同国家所发挥的主观意志的作用是不相同的，具有强大实力的国家对大变局发挥着较大的作用，甚至能成为大变局的推动者、引领者，而那些实力弱小的国家就对大变局的影响力有限，在大变局的波浪中往往是随波逐流、被动接受。尽管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主观意志，但不幸的是，别人或别国的主观意志恰恰成了“我”的主观意志的现实制约因素，而且别人的主观意志及其作用总是利用或通过客观的物质性的力量要素如经济、军事、科技、能源等加以体现或实现的。例如，大变局中每个国家都有其主观愿望或诉求，都希望自己在大变局中是获利者，希望大变局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演进。为了实现这种主观愿望，几乎所有国家都要借用所能利用的物质手段或物质力量去实现或落实自己的愿望诉求。这就是大变局中主观意志的相对性问题。正因如此，在大变局中，虽然那些实力型国家甚至霸权型国家对大变局发挥着很大作用，但也不可能总是做到一手遮天、为所欲为。当今国际社会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就对它们主观意志的发挥起着重要制约作用。

　三是从变的机制上看，大变局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总的趋势是向前、向上的，这些都带有必然性，是一种客观的大趋势。就是说，大变局是基于必然性而发生的。但在对变产生影响的诸多变量中，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若干偶然性因素，这些偶然因素蛰伏潜藏，一遇到时机或条件往往突然爆发，使得变具有了较大的高风险性、不确定性甚至不可控性。这意味着，偶然性对于大变局具有明显的扰动作用。在大变局中，虽然必然性发挥着主导作用，但偶发性事件或因素会对大变局的走向、进程、状貌起到非常大的干扰作用。当下，诸如新冠肺炎疫情、乌克兰危机等，都强烈地冲击着世界格局甚至人类发展的走向。我们必须要立足必然性，防范偶然性，消除不确定性，使大变局能沿着向前发展的进路演变。

　 四是从中国的发展角度看，大变局是利我和损我的统一。认识和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把握其价值意蕴，既要立足于整个人类的立场，还要脚踏中国大地，基于中国人民的视角观察和认知。变是客观的，具有实然性，但实然中包含着应然，体现着一定的价值取向和选择，这实则是一个价值立场问题。换言之，大变局的“变”是好还是坏、是向上还是向下，当然要基于“我”之立场来分析判断。站在中国发展进步的基点上观察，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所蕴含的价值趋向，就是利我和损我的统一。一方面，世界范围内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趋势和呼声日益增强和高涨，再加上新科技革命的出现、世界战略力量的调整等等，对于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和中国的持续发展都具有积极的助推作用。另一方面，大变局中出现的一些因素或现象也为我国的发展带来了挑战和压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大变局中所出现的负面因素或现象，使我国发展面临较大的外部压力，增加了我国发展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高质量发展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国发展的必然选择

　 世界在变，中国也在变，它们是处于同一时空下的变。正是在中国和世界的共同变化中，存在着两个大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这两个大局存在着矛盾性关系——在中国之变和世界之变之间，既具有统一的相互调适的一面，还具有对立的相互抵牾的一面。统一性表明了我们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的必要性和正当性，而对立性则表明了我们在发展中坚持独立自主、坚持敢于斗争的必

　要性和正当性。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唯一的选择就是发展，根本的坚持也是发展。因为“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我们要在大变局中化危为机、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利用大变局的有利因素，高举起发展的大旗。大变局背景下的中国之变，体现的是新时代的变，在发展学的视野中则表现为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是大变局中我国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我们在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的进程中交出的具有发展学意义的合格答卷。唯有实现高质量发展才能使我国在大变局的沧海汪洋中，乘风破浪、扬帆远航！